一般社会学的理论从古典学者那里开始，一直研究有限的几个基本问题：社会秩序是如何维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变迁是如何实现的？社会成员如何为其生存和人类再生产获取资源？社会变迁理论就试图研究并确定社会的内部与外部变迁，社会变迁的实体、动力、规律、单元、层面，社会变迁的初始动因、基本前提、一般形式、实际过程、具体途径等。社会变迁理论还试图研究、确定社会变迁的维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制性，以及能够改变原有制度的外部和内部的变革力量，并解释它们之间的关联。近几年，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多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国家和区域发展、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收益的分享、全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等。一些中青年学者还从新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变迁与现代化，如从社会分化与整合的角度、非常规行动视域、社会化小生产理论框架建构等研究分析了社会变迁及中国现代化问题。

　　对这一论题的探讨，相关研究在理论取向和解释逻辑上呈现出基于不同学术范式背景的差异。学者李强引入国家政策变量分析它对分层机制的作用，认为影响社会分层的具体机制有三个层次，依次是“基调理论”、“大的政策原则”、落实具体的政策。李路路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导致社会阶层结构的变革，由“决定性”转向“交易性”。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同时，他还认为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成为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他学者则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流动的规模、速度和流动机制等方面，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阶层分化机制并非如此简单。

　　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部分即中间阶层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关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围绕中间阶层的理论界定、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存在与发展及其构成特征等问题展开的。学者李培林、张翼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作为三个基本维度，对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规模以及中等收入者的规模进行了测算，并比较了“客观中产”和“认同中产”在社会态度一致性上的差异。但这个所谓中产阶级，学界目前认为并不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阶级”。一些学者认为分层研究在对当前中国的现实进行解释时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例如，学者冯仕政就从阶级分析和分层研究两种范式的内在逻辑出发，结合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回答了为什么要重返阶级分析的问题。

　　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阶段。近几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思想的引导下，有关建构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愈益明显。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坐标里如何挖掘、总结“中国经验”，推进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发展，成为当前社会学研究涉及的重要论题。龙8hk登录

　　在学界，“中国经验”最初只是一些文化学者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提出来的。真正把“中国经验”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则是社会学者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的结果。李培林教授先后发表的《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等多篇重要论文，对这个概念的理论特性做了明确界定，对其历史内涵也做了系统阐释，并且通过分析中国经验与东亚现代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关系，探究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与世界现代化规律的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他社会学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特定领域出发，注重挖掘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知识元素。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学术科学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的价值取向，其实质就是要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问题，通过这种研究，能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能检验、修改、补充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丰富国际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学者大都坚持认为，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要在中国生根、发展，必须要将中国社会文化特征和民族性容纳到社会学里，必须创立与中国国情和社会文化相吻合的社会学，必须以服务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大众为根本目的。这种价值取向保证了从西方导入的社会学在服务于社会需要中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它通过对社会现实迫切问题的思考或解决，结合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并围绕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和实际需要而向前推进。

　　社会学在中国属于舶来品，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现阶段中国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还是通过译介的方式从西方引入，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往往落入西方理论的窠臼，比附现象较为普遍。但综观近几年发表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方研究的前沿已经推进到社会学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社会事实”的认知问题、在认识论层面如何正确把握社会学研究实质的问题，以及方立场反思等领域。这种推进实际上是通过对目前社会学研究普遍采用的一些方和具体方法的反思来实现的。归纳起来，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上存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目前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普遍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的方基础是实证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自然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仿效，忽略了社会过程与自然过程之间的本质差异，因此具有局限性。我们在具体开展这种研究的过程中，确实不能把社会现象研究化约为自然现象研究。第二，深度访谈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界越来越多地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是一种在收集研究资料的同时展开对访谈对象的言语及其在访谈语境中有意无意地表露的行为的真实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为此，研究者需要暂时搁置自己的知识与立场，通过交谈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同时还要随时保持反思性的观察力，以便能够发现并追问与被访谈者相关的问题与事件的。第三，我们的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用西方的理论尺度裁剪中国的具体经验事实，这容易使研究陷入情景误置的陷阱，跳出陷阱的途径之一是寻找适合探索转型逻辑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我国社会学界对和谐社会研究便给予了极大关注，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进行了认真探讨，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社会学者陈光金、吴忠民、周全德等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围绕着和谐社会的界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及和谐社会研究的生长点等论题，展开了广泛研究。

　　学者们认为，社会学界主要是从其内涵和特征两种角度对和谐社会进行理论界定。在内涵界定方面，如今社会学界已达成共识，即社会和谐包括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关系的和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而其中人自身关系的和谐是其他两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在特征方面，学者们有物质与精神协调发展、社会结构合理、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公正有序、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完善、生活方式文明化、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等多种提法。从精神实质上看，所有这些提法与中央提出的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相吻合的。

　　从必要性来说，学者们认为，我国社会达到初步小康水平后已进入一个矛盾凸显的高风险期，如何防止拉美陷阱及杜绝苏东危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题中应有之义。从可能性而论，陆学艺强调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政府与公共社会的沟通与协调逐步加强，、富强、公正、和谐、自由等价值理念已逐步被融入社会决策主流，和谐社会将逐步从一个理论上的蓝图演变为生活中的现实。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与社会关系的不和谐、社会制度改革与社会政策创新的滞后、社会失范和社会价值迷失这三者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问题。对此，李强龙8long8、陆学艺、周晓虹等学者主张以构造合理社会结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创新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作为手段，去化解和消除那些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负面因素。具体地讲，就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调节好收入分配、建构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升弱势群体融入社会的能力和机会，等等。

　　学者们认为，由于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战略任务和一个历史过程，所以可以肯定，和谐社会研究将会在较长的时间里成为一门“显学”。就目前来看，和谐社会研究的重要生长点包括这样一些方面：社会整合机制研究，社会公正研究，社会管理研究，社会阶层研究，社会流动研究，劳资关系研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政策研究，表达机制研究，社会基本价值观研究，等等。

　　社会组织是相对于国家政权组织与市场经济组织而言的，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也是现代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要依托；对其进行恰当的社会定位既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诞生了各类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理论和实务研究异常活跃。相关学者除了继续探讨社会组织的性质、作用等问题之外，还针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展开具体研究。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是对国家社会管理的参与，起着在国家与公民之间传承社会政策、反映公见和需要的传导机制作用，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农村各种专业协会，一直是社会组织研究的重要对象。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政策的概念和应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我国，经过多年的探索，社会政策“摆脱了被动应付矛盾和问题的阶段，步入了在矛盾凸显的发展阶段而能引致和谐的佳境”，创造了在矛盾凸显中引致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政策。目前中国的社会政策研究包括应用社会政策研究与社会政策理论研究两大领域。

　　应用社会政策研究是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应用社会政策研究关注面更为开阔，分析视角也渐趋化。传统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向着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教育、医疗、住房等多领域拓展；政策过程、公共财政、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经济发展等都成为社会政策分析的重要视角。另外，就业、教育、卫生、住房等社会事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也是近两年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核心问题是这些领域是否应当市场化，应当如何理解近年来这些领域出现的种种弊端。目前学界还未形成相对一致的观点，但总体说来，中国社会事业改革的总体方向应当是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确保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

　　社会政策理论研究聚焦于社会政策范式与社会政策性质解释两个方面。关于社会政策的范式，资产建设成为主要的思考方向。关于这一点学界总体说来有两种观点：一是应将社会政策看成一种社会投资行为，注重人力资本投资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精髓；二是中国需要借鉴国际上资产建设型社会政策理论，以公共援助促进人们尤其是农民及其组织和社区形成并扩大其资产。关于社会政策性质的理论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取向：或者从文化和阶层视角进行社会性探讨，或者从构建和谐社会出发进行功能性研究，等等。这些探讨丰富和拓宽了社会政策的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的方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并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把社会建设作为“四位一体”的其中“一位”，这对中国的社会学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舞。目前学界对社会建设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学界在对社会建设的内涵与内容、原则与目的探讨上，普遍认为社会建设是从社会所处的现实发展阶段出发，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领域从事的各项建设。其主体由政府、社会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及公民构成，其原则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其目标是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其内容包含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建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事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区建设、社会安全体制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等9个方面。

　　社会建设实践包括多个方面，其中，近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获得了难得的机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和中央政府先后实施的一系列支农惠农举措不仅对农村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界对与新时期农村建设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农村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社会资本、文化传统、乡村治理、村民自治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研究。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三大关系上，即城乡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社会质量虽然与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的研究紧密相关，甚至只是社会政策、社会建设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日益成为一个重要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质量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有学者有所涉足。但是，从研究成果和学界的关注度来说，2004年以前有关社会质量的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低迷状态，有所涉及的也大都是经济学界的学者。但是，从2004年开始，社会质量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等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社会质量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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