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国际头号玩家“三个在膜蛋白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膜转运蛋白和离子通道方面引起国际关注，其中两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上，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上。”说起团队去年取得的科研成果，施一公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与自豪。回国两年即取得了“超过在普林斯顿鼎盛时期”的成果，施一公此前绝没有想到。

　　“也许，我们这个团队所作的研究，现在在老百姓看来意义并不很大，但是10年后、20年后，很有可能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施一公强调，“很多尖端药物的研发都依靠我们这样的基础科研，但基础科研的转化需要时间，绝不能急躁。”

　　说到这，施一公忽然想起他忘了吃每日必服的高血压药。“在美国读博打工时累出了高血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药盒说，“这个药就是以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为基础研发出来的。”

　　“简单地说，结构生物学就是通过分子结构的测定理解基本生命现象，了解基本生命结构，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施一公说，“它是现代生命科学的奠基学科之一。”

　　其实，对于生命科学的热爱，施一公很慢热。因此，能在这一科学领域驰骋纵横，学生时代的他没有想到过。

　　1967年，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聪颖过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浓厚兴趣。“恢复高考那一年，父亲在地上画XYZ，给哥哥姐姐讲解方程式”的情景，施一公至今难忘。1985年，在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毕业时，因在全国高中数学和物理竞赛中分别获一、二等奖，他获得了保送资格。

　　施一公最初想读北大物理系，他认为“那是最聪明的人的选择”。然而，当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向他形容“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时，他觉得这个学科“听起来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亲机械专业出身，对清华有感情。施一公最终选择了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虽然对生命科学并不了解，但从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还是自信满满。“没想到，刚一入校就感觉很崩溃。”他发觉“身边优秀的人太多了”。“他们说起术语一套一套的，我还没听懂老师讲什么时，就有同学问下一个环节的知识点了。我觉得自己没有前途，会一事无成。”施一公至今难忘当年的沮丧。

　　然而，“人活一口气”。在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想当工程师或科学家的施一公，在学习上十分好强。“我是从河南驻马店走出来的，一直无法忘记小学老师对我说，要给驻马店人争光。儿时好友曾经送给我一句话——‘希望我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少年时代的同窗’，我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正因为这样，施一公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虽然，他大学期间并不确信自己今后会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他仍然在1989年以生物系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还以优良成绩修完了数学系双学士学位的所有课程。在清华期间，喜爱体育锻炼的他，是清华大学田径队的主力队员，曾经创造了学校的万米竞走纪录。

　　1990年初，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刚到美国的施一公又受挫了，兴趣不定影响了他的科研，读博的前两年，他总是想转到计算机系龙8国际头号玩家，学校甚至一度想停止为他提供奖学金。不服输的施一公憋着一口气，努力背单词、做实验，甚至在日记里写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华的!”终于，他慢慢进入了状态。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的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施一公当场指出导师在某个演算环节中的漏误。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1995年，施一公获博士学位，导师破例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次年，施一公到纽约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此间，他终于认定“细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欢的研究方向，虽然这一方向与他博士后实验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他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了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细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对破解致癌原因这一生命科学之谜作出了突出贡献，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华裔学者。当年，施一公36岁。2005年，他当选为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顿的执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2003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终身讲席教授。

　　这位势头猛劲的年轻科学家，不仅在普林斯顿大学春风得意，还从2000年起，成为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的对象。

　　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顿给他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实验室面积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