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8long8唯一官方网站龙8long8唯一官方网站在很多人眼里，蒋介石在日本面前是一幅胆小怕事和软弱可欺的刻板印象，严重缺钙极度不自信。所以很多人看了下面这8句话也许会感到意外——委员长居然对日本说过这么多霸气侧露的线）日本“横暴”、“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

　　（6）“闻此消息，忧患为之尽释，而精神胜于物质之效，庶于此可见。最后胜利必归于我矣！”（所谓“此消息”系指第67师某连在激战之后只剩下4人，除1人将连长遗体送回后方，3人仍死守不退，直到援军赶来转守为攻）

　　别误会，笔者不是要给老蒋“翻案”之类，只是就事论事。正是因为有着上述“迷之自信”，蒋介石才会选择在上海主动出击日军并不断扩大规模，几乎举全国之军力与日军大战，这就是淞沪会战。最近热映的电影《八佰》让淞沪会战重新回到人们视野，更让四行仓库成为网红景点。其实，四行仓库保卫战（1937.10.26-11.1）不到一周，只是历时三个多月之久的淞沪会战（1937.8.13-11.26）中一个很小的局部战场。四行仓库保卫战在军事上并无多大价值，实际上是一场打给外国人看的“军事仗”（四行仓库对面是洋人的租界）。

　　可惜，现实是残酷的。淞沪会战打成了“烂尾仗”，随着日军在浙江金山卫登陆（1937.11.5）龙8long8，抄了淞沪“”的后路，蒋介石为避免“”被全歼，只好下令撤退。这下可好，哪叫撤退，整个一个“溃逃”。

　　本来，上海到南京的路上早就建好了国防工事，也做好了渐次抵抗、保卫首都南京的准备。不料，蒋介石的撤退令一下，谁都跑得比兔子还快，保管工事钥匙的人没等“”到就先溜了，甚至钥匙也不知扔哪儿去了……

　　表面上，淞沪会战是由一次擦枪走火事件（“虹桥机场事件”）引起的。对日本来说，当时其战略进攻方向和军力部署的重点在北方，并无意在南方开辟第二战场分散兵力。对蒋介石来说，北方并非其传统势力范围，南方特别是上海才是其命脉和根本，而且当时的首都南京离上海很近。因此，在上海开打无异于引火上身。

　　下面这篇文章近1万字，是笔者20年前刚读研究生时写的第一篇论文。现在看来，不少地方还比较稚嫩，但对那个时候的水平而言，还算凑合。

　　【摘要】 淞沪会战逐步扩大是战局不断演变的结果。蒋介石抱着“幸胜”的希望，为保住上海这一经济重地，争取国际干预，不惜以举国之力持续增兵沪上，与日军拼死一搏。日本则企图通过有限战争，速战速决，结束上海战局，但其陆军与海军分歧严重，加上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意识，抗战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形成了逐次向淞沪战场增兵沪上的局面。双方都不肯放弃自己的目标，彼此轮番增兵，导致会战不断扩大升级。

　　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淞沪会战的研究成果颇丰，[[1]]焦点集中在中方开辟和扩大淞沪战场的战略考量与得失问题。南京政府方面的战略考量是会战逐步扩大的因素之一，但并非全部，况且这一论题本身还没有定论。总的来说，尚无对淞沪会战逐步扩大的原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更鲜有从日方角度进行分析。

　　淞沪会战扩大的原因比较复杂，笔者主要择其要者进行论述。从中方角度看，扩大淞沪会战有一隐一显两个原因：“显因”是蒋介石希图通过在列强利益集中的上海与日军作战，争取国际干预；“隐因”是蒋介石存在“幸胜”的冒险心理，今人以为必败的淞沪会战在他当时看来却有取胜的希望。从日方角度看，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日陆军与海军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分歧严重，在不愿意又不得不增兵的情况下，逐次增兵；二是日本轻敌，认为中国上并未真正统一，军事上不堪一击，结果未能“毕其功于一役”，达到其速战速决，结束上海战局的目的，而是形成了逐次增兵沪上的局面。

　　自信必胜，无所谓冒险；自知必败，亦无所谓冒险，冒险是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之下做出的选择。后人作为事后诸葛，既知中日双方整体实力及战役结果，当然认为中国必败无疑，但当时的蒋介石却无此条件。1937年10月31日是淞沪战役最艰难的时候，同时也是蒋介石51岁生日，他对4个月来的抗战形势进行了概观：“此次抗战，实而应战；与其坐而待亡，忍辱受侮，不如保全国格，死中求生，与敌作一决战。如我再不抗战，则国民精神亦必日趋于消沉，民族生机毁灭无余矣！”[2](35)一副拼命之状，溢于言表。

　　会战初期，蒋介石可以说是信心满怀，但日军第11和第13师团增援后，他的信心变成了担心。8月28日，罗店被第13师团攻占，蒋介石信心受挫，非常沮丧，当日日记写道：“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事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得持久耳！”[2](30)本为丧气之语，却恰恰暴露出蒋介石其实是有“幸胜”心理的。31日，吴淞镇又被第11师团攻占，蒋介石有限的信心受到进一步打击：“自二十三日倭寇在狮子林、小川沙镇与张华滨各处强袭登陆以后，我六十七师进攻川沙不利，罗店为敌占领，吴淞线又被突破，我军遂转入被动地位矣。”[3](136)然而，蒋介石并未就此消沉，在批准了第三战区于9月6日制定的《淞沪抗战第二期指导计划》后，他在8日日记中写道：“我抗战决策既定，沪战虽稍有不利而心神仍泰然也。”[3](136)蒋介石用了“稍有不利”四个字，说明他仍心存打败日军的希望，因此继续从后方调兵，准备待机。不过，蒋介石的决战决心还不够坚决，故在14日日记中有反问之语：“我今集中兵力，在上海决战乎？抑纵深配备，以为长期抗战乎？”[4](12)但蒋介石的犹豫只是闪念，他随后又在日记中说服自己：“各部虽死伤大半，然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4](12)既然死伤惨重，凭什么支撑到底，慑服倭寇？只能是不断增兵。

　　蒋介石不时表现出乐观的一面，这是他不断向上海增兵的心理基础。日本国力和军力远在中国之上，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否则也不至于对日本的“蚕食”一忍再忍。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淞沪会战前后几个月中，蒋介石曾多次对日军表示轻蔑之意，并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2）“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2](28)（8月15日日记，此系蒋介石对“八一四”空战的评论。）

　　（4）“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为我国所有，敌国焉得而不败乎！”[2](30)（9月7日日记）

　　（6）“闻此消息，忧患为之尽释，而精神胜于物质之效，庶于此可见。最后胜利必归于我矣！”[2](31)（10月3日日记，所谓“此消息”系指第67师某连在激战之后只剩下4人，除1人将连长遗体送回后方，3人仍死守不退，直到援军赶来转守为攻。）

　　8月13日至9月11是淞沪战役第一阶段，中队兵力上处于优势地位，总体上是攻势作战，蒋介石有乐观心理不足为怪。然而，9月12日至11月4日，中队基本上处于守势作战，蒋介石仍不乏豪言壮语。11月5日以后，军表面上处于“撤退”阶段，但秩序大乱，实与“溃逃”无异。蒋介石“倭军所惯用者为奇袭与包抄而已”的评论系对日军进攻南京所采用战法的评论，但却暗指淞沪会战中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蒋介石指责日军惯用“奇袭”与“包抄”的伎俩，言下之意，日军如果从正面进攻，未必能在淞沪会战中取胜。

　　蒋介石把持久战等同于消耗战，企图通过增兵上海与日军持久，以求得国际援助或日本国内变化。蒋介石认为，日本的企图是速战速决，不欲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8](4)因此，他偏偏要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打乱其战略部署。

　　“八·一三”事件事发当天，蒋介石对中日战局进行了预测，认为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而且估计“对外战争易于内战”。[5]（222） 8月18日，蒋介石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中进一步指出，对付日军速决战的办法之一就是“持久战、消耗战”。[9](1073)蒋介石将持久战与消耗战并用，这说明“持久战”与“消耗战”在他眼里是对近义词。9月2日，尽管罗店和吴淞镇已失，蒋介石仍然坚持认为：“敌之弱点，以支战场为主战场，故其对华战争全在消极，且立于被动，故我如处置得策，不难旷日持久，使敌愈进愈穷也”，而且，“战略应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以达我持久抗战之目的”。[5]（229）所谓“尽其全力贯注一点，使敌进退维谷”，也就是集中兵力在上海与日军打消耗战。10月15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相持半年，迟至明年三月，倭国若无内乱，必有外患，须忍之。”[5]（230）显然，蒋介石对淞沪会战持久到1938年3月还是有信心的，但他的信心仅经一周又严重受挫。22日，蒋介石寄予厚望的桂军第21集团军对蕴藻浜南岸日军实施大规模，然一夜即挫，蒋介石大失所望：“满拟桂军加入战场为持久之计，不料竟以此为败因也。”[5]（232）

　　可见，在淞沪会战期间，蒋介石对抗战的长期性还缺乏清醒认识，并将持久战等同于消耗战，遂将部队陆续投入淞沪战场，希望与日军相持一年半载，并期待着日本国内或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以夷制夷”是古代中国对付周边国家部族屡试不爽的策略，也是弱国在列强环伺之下的生存之道。蒋介石深知，仅以中国之力，难与日本抗衡，必须引入国际力量。为此，他决定在各国利益集中的上海与日军作战，以战略促政略，争取国际干预。为达此目的，他不惜以全国之力，持续增兵。

　　蒋介石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淞沪会战与外国利益关系的紧密性。蒋介石清楚，外国列强是不会轻易出手帮助中国的，除非他们的自身利益也遭受日本侵犯，在其付出一定代价后，才可能出面干预中日问题，从而使中国摆脱孤军对日的不利局面。因此，蒋介石一有机会就强调中队在上海抗战与各国利益的一致性。

　　8月31日，日军两个师团已增援到上海，淞沪会战初步扩大，蒋介石在答路透社记者问时，强调“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联合干涉之必要”，并指出“此种国际干涉，非但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间整个之完全”，他还借记者之笔提醒各国：“假如各国认识明白现在进行中之侵略战争所予伊等之威胁，而预防其对全世界所发生之影响，不管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他们都应当凭其最聪明之判断，谋所以避免之道。”[10](617-618) 9月21日，中队已转入守势，蒋介石在南京为国联开会答巴黎晚报记者问时急切呼吁：“对日制裁，非所以独助中国，亦所以保护国联会员国及相关非会员国本身之利益”，因此，“若列国仍有不采取及时措施，遏止日本侵略，则不但各国对中国原有之贸易为之削减，即各国在东亚之领土，亦必受严重之威胁”。[11](3848)

　　在列国中，苏联是蒋介石重点争取的对象。蒋介石认为日苏必有一战，与日中战争只是时间先后不同而已，[24] ( 3-4,23)所以，他曾单独向苏联表达自己的抗战决心，促请苏联参战。10月22日，蒋介石致电杨杰（在莫斯科的中事代表团团长），要他转告苏联，即使九国公约会议失败，中国也决心抗战到底，并探询苏联是否有参战的决心和时间表。24日，蒋介石又授意外交部致电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驻英大使郭泰祺、驻意大使钱泰等，要求他们在九国公约会议上“竭力设法，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12](206-207)另一方面，为了对九国公约会议造成积极影响，蒋介石在行动和言论上都做了很大努力。在得知九国公约会议将在10月30日召开时，蒋介石很想在淞沪战场上表现一番，遂令桂系廖磊第21集团军赶赴上海，准备对日军发起，并通电全军，要求军队奋勇杀敌，“于此时机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国际地位与友邦同情”。[12]（55）

　　，此点在蒋介石27日的日记里得到证实：“我军留守闸北之谢晋元团孤军奋斗，中外人士均受感动，且表示崇高之敬意。”[3](143) 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成功登陆，蒋介石十分痛苦地下达了撤退令，其实他内心很不愿意这么做，否则也不会在当日日记中写道，这“于将来之战局有利，然于《九国公约》会议之影响，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4](18)为了使各国理解中队撤出上海的原因，避免由此造成对九国公约会议产生不利影响，蒋介石于11日致电正在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赶紧加以解释：“吾为长期抗战起见，已将军队自上海租界毗连区域撤退，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至以九国公约而论，吾人无论如何必当信守不渝，而对各签字国寻觅获公平解决方案之努力，我深信其不致掷诸虚牝也。”[13](176)而在这个时候，川军还在向上海增援的路上。

　　有关人物的回忆印证了蒋介石意图通过增兵扩大淞沪会战，争取国际干预。淞沪会战之时，刘斐是本营作战部作战组组长，陈诚是第三战区左翼军司令，更是蒋介石的心腹，张发奎是第三战区右翼军司令，李宗仁是第一预备军司令，龙云是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他们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都能接触到淞沪会战的高级机密，而这六个人的回忆又都不约而同地证明了蒋介石扩大淞沪会战的重要目的就是争取国际干预。

　　据唯真回忆，南京统帅部当时的考虑是：“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间的矛盾。”[14](2)

　　[15](18)张发奎也回忆说，9月间召开的松江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认为：“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能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16](13)

　　李宗仁对蒋介石知之甚深，他道出了蒋介石扩大淞沪会战的动机：“在蒋先生想来，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7]（513）

　　另据龙云回忆，淞沪会战爆发后几天，汪精卫在一次宴会上问蒋介石：“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

　　淞沪会战一开，以日本的雄厚国力和扩张政策，不可能向其眼中的弱国中国让步。加之上海既是必争之地，又有利于日军发挥陆海联合作战的优势，日军增兵上海，扩大会战是意料中事。淞沪会战中，日本陆军大规模增援上海有三次，其中第一次增援2个师团，第二次增援3个师团，第三次增援4个师团，一共增援9个师团约30万人。

　　如将此兵力一次性投入，很可能一鼓而胜。但是，日军未能增兵一次即“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形成了逐次增兵的局面。日本一贯主张以一击之效速战速决，迅速结束中国战局，何以分成三批增兵？

　　，以示不同，更不用说在牵涉战略方向的大问题上了。日本陆军与海军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南进”与“北进”上。日本内部可以说是矛盾林立，其中尤以“陆海军的对立为最甚”。[18](764)两者之间“不是单纯的势力之争，而是存在着战略思想的分歧，机构上的分立和体制上的异同等本质的问题”。[19](3)

　　驻华公使重光奎指出：“陆军的态势是北进，海军的态势是南进。太平洋中一个小岛国的日本，竟以世界最军国（指苏联，笔者注）和海军国（指美国，笔者注）为目标。双方争取势力，因此造成可怜的日本因陆海军势力争夺自身已向南北了。”[20](82)中国只是日军预定计划中的次战场，[21](136-138)但日本陆军与海军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也非常严重，海军主张向上海及华南进军，陆军则主张将战事限制在北方，以建立进攻苏联的基地，因此不愿在南方投入陆军部队。参谋本部于1937年7月29日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中，其中就规定“在情况不得已时，对青岛及上海附近进行作战”[21]（241）在与军令部共同上奏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22]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参谋本部并不想派遣陆军到上海。淞沪会战是“日本陆海军之间门户之见与争夺功名的直接产物，是由海军主导而发生的”。[23](242) 8月10日阁议决定派遣陆军到上海后，陆相衫山召集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中岛铁藏和第一部（主管陆军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商量派遣陆军问题。石原莞尔“坚决主张，陆军派兵只限于华北，上海、青岛方面由海军承担”，只是因为7月11日的《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协定》[24](343)对派遣陆军有过约定，加上“考虑到迄今和海军大臣进行交涉的陆军大臣的体面”，参谋本部才决定“为保护侨民派遣最低限度的兵力”，[25](2)将第3师团和第11师团[26]派遣到上海。石原莞尔后来对旁人言及，他“绝对不愿向上海出兵”，但因有《陆海军关于华北作战协定》，“不得已”才增兵，这“是海军硬把陆军拉来的”。[27](343)

　　第一次增兵2个师团后，面对天皇8月18日欲迅速结束战局的垂询，参谋本部认为解决的办法是从天上进行猛烈的轰炸，而不是从地上增派陆军，仍设想“增加华北的兵力”，只将“陆军兵力之一部派往上海，必要时派往青岛，负责保护当地侨民”。[19]（135）作为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只是“期待海军对南京进行猛烈的空袭”，以“求得战争的结束”，[25](18)不主张再向上海增加兵力。8月21日，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将协商的成案上报天皇，认为为了早日“使中国丧失战斗意志”，“当前最值得期待的手段”是以日本海军航空兵消灭中国的航空兵，并对其重要的军事设施、军需中心和中心进行反复攻击；这一招行不通，才考虑“确保上海”等措施。[25](19)显然，这是石原莞尔观点的反映，陆军占了上风。

　　第3和第11师团进展不顺利，石原莞尔受到责难，但他仍然表示：“除非陛下谕示，否则不再扩大。”[27](358) 8月30日，军令部第一科科长受上级委派，拜访参谋本部第三科科长，就增派陆军到上海一事进行交涉。次日，石原莞尔回访军令部第一部(主管海军作战) 部长近藤信竹，表示“即使在上海再投入兵力，打开战局仍有困难”。[25](26)同日，军令部接到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火速向上海增兵的请求，近藤信竹于是促请石原莞尔向上海增派陆军。尽管参谋本部也于31日接到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的增兵请示，但石原莞尔仍对近藤信竹推脱说：“从准备对苏作战上及兵团的编制装备上看，没有适合上海方面作战的兵力……苏联如果动手，我们只能采取守势，满洲国就会危险”，不过他同时也表示：“既然是这样急迫的要求，那就进一步研究一下。”[25](27)

　　为了敷衍军令部，参谋本部于9月1日下令动员第101师团。军令部当然不满，其总长出面于6日上奏天皇，要求向上海增派陆军龙8long8。[25](28)因有天皇指示，参谋本部无奈之下，于9月11日下达命令，向上海增调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和重藤支队，使上海派遣军达到5个师团共19万人。

　　表面上，日军增援兵力大为增加，满足了松井石根5个师团的要求，但其兵员素质却参差不齐。具体来说，此次增援的三个师团中，第9师团是甲种编制的常设师团，2个师团则是乙种编制的特设师团。常设师团战斗力强，主要负责对苏作战，要求控制使用。特设师团则是担任后方地区治安警备的，由预备役和后备役组成，除大队长以上为现役军官，中队长以下军官、军士都是再次征召入伍的预备役军人，列兵全是新兵，其战斗力大打折扣。此外，重藤支队系守备部队改编而成，战斗力也不强，到上海后即划入第11师团。据时任参谋本部第三科部员的井本雄男回忆：在东京的“动员结束之日，我视察了在步兵第1联队营区举行的第101联队（属第101师团，笔者注）的军事装备检查。第一印象就是，这的确是一群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家都是每一个家庭中的户主，是支撑着家庭的顶梁柱。多年几乎都没有训练过。即使在指挥官中，也几乎没有现役军人，因此我想目前恐怕不会有战斗力”。[28](153)之所以将老人都动员出来，组成了另外2个战斗力不强的特设师团，是鉴于“考虑到对苏关系”。[28](153)此时，日军在华北有8个师团37万人，在上海是5个师团19万人，显然还是以北方为重。

　　9月20日，参谋本部上奏天皇：“11月间苏联将有所动作，因此，希望在此之前积极地解决事变”，[29](626)并附《作战计划大纲》，拟从10月上旬开始，以10月底为限，在华北和上海两方面发动攻击，沉重打击中队，迫使中国屈服；上海方面在击溃周围的中队后即行停止，留下3个师团为基干的一个军，谋求上海占领区的稳定，然后从上海和华北战场抽调7个师团到东北对苏阵线个师团。该作战计划同时着重指出：“以上作战不能达到目的时，即使当时的形势有所变化，也要停止陆上兵力的积极作战，以各种其他办法挫伤敌人的持久作战的意志，同时节约直接对华作战的兵力，将必要的部队调到满州及华北待机，整顿对俄作战的准备……”[25](31)可见，参谋本部最重视苏联和满洲，对上海战事已经不耐烦。

　　参谋本部虽决定同时在华北与上海发动进攻，但孰重孰轻的问题尚未解决。10月5日，参谋本部第一部决定从华北调兵，第三次大规模增兵上海，把主作战转移到淞沪战场。[25](84)陆军为什么突然主动向海军让步？原来，参谋本部判断苏联可能在当年11月、12月的晚秋初冬时期对日军发动攻势，而日军若仍被淞沪会战拖住，将是十分不利的。6日，参谋本部向天皇上奏了今后作战计划，内称：“上海方面的战况，预料在最后完成任务之前，今后还不能不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付出损失；而且这已成为国内外关注之的。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方控制之前北方有变，将发生令人极为忧虑之结果。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局。”[25(84)]可见，参谋本部决定第三次大规模向上海增兵的出发点其实是“结南就北”，增兵上海只是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尽快结束上海战事，将大部兵力转用于满洲对付苏联。

　　日本陆军“对当时的过于小看”，[23]（242）（日本对中国的轻视，该书第九章之《日本陆军对中国的认识》（P270-276）有详细的分析）其实无论陆军还是海军，都普遍存在“轻侮中国的观念”。[21](359)日本一向轻视中国，远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近有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华北事变，中国实质上的、中国人的不团结、中队的羸弱等缺点暴露无余，形成并一再加强了其在日本眼里软弱可欺和不堪一击的印象。“政府、军部和财界等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轻视其抗战力量，认为以威吓或者加以一击就能使中国屈服”。[30](62)

　　日本对中国民族意识、抵抗决心、作战能力的估计严重不足，这种印象和经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日本在淞沪会战中的增兵决策。尤其是战役扩大初期，日军首次增援仅2个师团，结果“没想到会面临中队强有力的抵抗”。[23](245)这2个师团虽然先后攻占了罗店和吴淞镇，却未能完成参谋本部赋予的既定作战任务，不但伤亡惨重，（据井本雄男回忆，第3师团和第11师团的步兵“竟然出现初之出征者几乎全部死伤，而依靠补充兵员来替换的情况。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的最大减员”[28](151-152)实际上还处于被分割包围的不利处境，陷入苦战。

　　日方认为，松井大军陷入苦战的原因是“中队顽强抵抗，进展不容易”，[31](74)“中国的军事设施极为坚固而且集中了大量兵力”，[25(25)显然没想到中国会大举增兵，作战意志又如此坚决。淞沪会战打到9月29日，日军伤亡已达12334人，[27](371)是同期华北战场的近2倍。对此，日本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新一在10月2日指出：“在上海战役中，中的抵抗意志和步兵的战斗力，完全超出三宅板（即陆军省部，原文如此）的预料……中的步兵在日军无情炮击下，坚守阵地，绝不后退。”[27](371)

　　由于上海战事不利，10月4日，新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下定村召集本部人员研究对策。作战科坚持认为“上海因为处于战争物资缺乏的状态，所以必须给予补充，但在兵力上大体有五个师团兵力也许就行”，[25](84)其轻敌思想可见一斑。

　　关于蒋介石扩大淞沪会战的原因，一直以来有个悬而未决的“公案”：蒋介石是否有“引敌南下”的战略考虑？对此，持相反观点的两派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其分歧主要在于对同一史料的理解和解释不同。为裁定这一“公案”，挖掘新史料无疑是关键。2008年1月，杨天石在《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一书中对此“公案”进行了品评，并列出一则更原始更直接的史料，证明蒋介石扩大淞沪会战有“引敌南下”的战略企图。该史料原文如下：

　　“敌军战略本以黄河北岸为限，如不能逼其过河，则不能打破其战略，果尔，则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绰绰有余，是其先侵华北之毒计乃得完成，此于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华北之战略，一则逼其军队不得不用于江南，二则欲其军队分略黄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驻华北。中倭之战必先打破其侵占华北之政策，而后乃可毁灭其侵略全华之野心。总之，倭寇进占京沪，其外交政策已陷于不可自拔之境，而其进占鲁南，则其整个军略亦陷于不可收拾之地也。”[5]（245）

　　这则史料引自蒋介石1938年5月5日《杂录》中的一段话，出自《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一般人无缘得见。然而，笔者认为这一论据仍然不够充分，问题出在“时间”上。

　　1938年5月5日距淞沪会战结束已约半年，战局的演变逐渐清晰，蒋介石上述言论实为“以果推因”，对战局的演变进行总结，以证明自己扩大淞沪会战的英明。其实，

　　从日本方面看，中国是弱国，日本是不会把弱国作为主要对手的，它的终极目标是苏联和美国。日军总想通过决定性的打击，以速战速决的方式，像迫使朝鲜投降那样，结束中国战局，然后致力于对苏美作战。然而，日本由于轻敌，加上陆军与海军矛盾甚深，未能同心协力，结果逐次增兵上海，一步步陷入与中国全面战争的泥潭，淞沪会战不过是其踏入这一泥潭其中一步而已。

　　[[1]]近20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下：王树荫：《评开辟淞沪战场之得失》，《教学与研究》，1987/3；马仲廉：《论淞沪战场》，《军事史林》，1989/3；韩信夫：《国民政府抗战的战略思想论纲》，《军事史林》，1989/4 ；余子道：《论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作战重心之转移》，《抗日战争研究》，1992/3；马振犊：《开辟淞沪战场有无“引敌南下”战略意图》，《抗日战争研究》，1994/2；孟彭兴：《蒋介石与上海抗战决策研究》，《军事历史研究》，1994/7；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2；余子道：《淞沪战役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分析》，《抗日战争研究》，1995/2；曲家源：《也谈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世界历史》，1995/4；程晓：《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史研究》，1995/6；徐勇：《日本侵华既定战略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3；褚家源：《论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役中的战略》，《社会科学》，1995/7；季良志、史会来：《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略的变化》，《北京档案史料》，1996/3；廖大伟：《变被动为主动：八一三抗战的爆发》，《史林》，1998/2；孙才顺：《淞沪战役与中国抗日国防战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2；马振犊：《平心静论“八一三”》，《抗日战争研究》，2001/1；王喆《“八一三”淞沪会战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01/4；沈海波：《论淞沪战役的战略意图问题》，《同济大学学报》，2001/5；裴匡一：《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三阶段后期日军作战方针浅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2；胡德坤，费泉蕙：《从“七七事变”到淞沪会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浅论》，《武汉大学学报》，2003/6；印玉林：《论淞沪抗战之得失》，《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1；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3；胡德坤：《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日本对华政策研究》，《武汉大学学报》，2005/4；胡德坤：《淞沪会战时期的中国对日政策研究》，《江汉论坛》，2005/7。

　　[2]〔日〕产经新闻社撰、古屋奎二主笔.蒋介石:第4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4]杨天石.1937：中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年——从卢沟桥事变至南京陷落[A].杨天石.抗战与战后中国[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A] .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C]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10]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11]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Z].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中华73年.

　　[12]秦孝仪.中华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Z].台北: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4]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A].文史资料选缉:第12缉[Z].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龙云.抗战前后我的几点回忆[A].文史资料选缉:第17缉[Z].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3]〔日〕江口圭一著,周启乾、刘锦明译.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4]该协定规定：“情况恶化需要保护帝国侨民时，限定在青岛及上海附近由陆海军的必要兵力协同担当之。”参见〔日〕防卫厅防卫厅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大本营陆军部》编译组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5]〔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7]〔日〕防卫厅防卫厅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大本营陆军部》编译组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30]〔日〕藤原彰著、伊文成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